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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律专访—吴双彦

采访完吴老已有一周,始终未曾开笔,不开笔的原因是内心对吴老的敬重,生怕笔力不够而浅薄了老先生的经历。那些如古董般的学生证、毕业证;明星模样的旧时照片;各种繁多的奖章、奖状……若不是在上中学时被日本人抓进监狱,他该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师或者医生。如今,吴老已93岁高龄,却依然坚守在律师阵营最前沿,代理诉讼案件,参加案件庭审,估计不仅在中国,就算在世界范围内也少见。历经抗日、内战、建国、三反五反、“文革”、改革开放……他亲历了中国的沧桑与崛起,见证了中国法制建设的每一步。他是一位享受离休待遇的老律师,一位幽默的老顽童,一位愿意继续培养年轻人的前辈,一位仍在申请个人律师事务所的“骨灰级”律师。他的名字是吴双彦。

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记律师界的“活化石”吴双彦律师


93岁的律师亲自接机

采访完吴老已有一周,始终未曾开笔,不开笔的原因是内心对吴老的敬重,生怕笔力不够而浅薄了老先生的经历。那些如古董般的学生证、毕业证;明星模样的旧时照片;各种繁多的奖章、奖状……若不是在上中学时被日本人抓进监狱,他该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师或者医生。如今,吴老已93岁高龄,却依然坚守在律师阵营最前沿,代理诉讼案件,参加案件庭审,估计不仅在中国,就算在世界范围内也少见。历经抗日、内战、建国、三反五反、“文革”、改革开放……他亲历了中国的沧桑与崛起,见证了中国法制建设的每一步。他是一位享受离休待遇的老律师,一位幽默的老顽童,一位愿意继续培养年轻人的前辈,一位仍在申请个人律师事务所的“骨灰级”律师。他的名字是吴双彦。

        采访吴老需要出差,对于年底忙碌的工作而言,这显得有些为难。面对一位新闻价值极高的律师,几经调整,记者将周末休息的时间利用上,从北京飞往位于祖国西北的内蒙古乌海市。因采访时间是临时调配出来的,加之老先生年事已高,不敢过多打扰,记者临行前才短信告知吴老行程。令记者意外的是,吴老居然亲自来接机。见到吴老那一刻,内心既感动又心疼。虽已93岁高龄,吴老的身姿却挺拔得像一名军人,深蓝色的西装、棕红色的领带、淡蓝色的衬衫、锃亮的黑皮鞋,配上梳得整洁的分头,从外表上看,完全判断不出吴老的年龄。

        与吴老同乘一辆车驶往市区,虽初见,途中交谈并无陌生感。吴老谈吐幽默风趣,时而针砭时事,时而博古论今,车内充满了欢乐气氛,一扫记者凌晨3点便起床赶飞机的疲倦,暗自庆幸不虚此行。

        记者第一站是吴老的家中。吴老居住的小区有些老旧,沿着坑洼不平的小路,来到吴老居住的单元门前。走进了这套约七八十平方米的两室一厅。满屋的字画和古典的家具,使房间充满了儒雅的书卷气息。吴老是一名中共党员,但他却相信“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”的佛教因果。吴老说:“这不是迷信,这是科学。”他还补充道:“以前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这是科学,自从有了量子纠缠理论,就能够解释通了。”谈到量子纠缠,这个新近被热议的一个科学概念,记者好奇,为什么九十多岁的吴老,对现代信息如此感兴趣。吴老说:“留心皆学问。律师接触的工作内容是包罗万象的,但律师却不是万能的,所以,只能去学习。有不懂的就向专业人士请教,然后很得体地再将这些知识传输出去。”

        很多时候,问题本身并不高深,你留心了,懂得了,就是学问。吴老虽然九十多岁,但却有一颗“90后”的心,紧跟时代潮流。他75岁开始学习使用电脑,如今更习惯用电脑办公。

        第二站是与吴老一同去品尝他喜爱的当地烤鸭,途中看到有人横跨马路隔离栏,吴老笑着说:“看,马路刘翔!” 说起美国新竞选总统成功的特朗普为什么会叫川普,吴老分析说:“也许是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发音不同而导致的结果,如果用英式发音,特朗普就变成了川普。”

        随着聊天的深入,吴老给我们讲起了他自己的人生经历,并应记者的请求,拿出了被尘封的旧物与许多奖章、奖状。吴老,有着丰富、传奇的人生经历,在这些经历中,老先生悟出两个字——适应,“适应了自然环境才能够生存,适应了社会环境才能够发展。”吴老在一次次适应中险象环生,又一次次化险为夷,如今,反倒觉得有些不适应。


为保独苗 举家外迁

        93岁的吴双彦出生于兵荒马乱的年代。1924年2月,吴双彦在尚处于寒冬的辽宁省辽阳市出生,家中原本有3个孩子,比他大的和比他小的相继夭折,这最后一根独苗自然成了父母的命根子,被百般呵护。对于这个家庭来说,在他身上不能容忍半分闪失。

        生就一表人材,浓眉大眼、满脸英气,一副好底子加上父母教养得当,吴双彦从小聪明过人、身强体健。不需锄禾向晚的父母在当时属于文化人,他们精心培育着,希望吴双彦日后能通过读书有一番作为。眼望小小少年日渐羽翼丰满,父母欣慰之情被征兵令搅得七零八碎。1940年,当时的东北伪满洲国征兵,守着“独苗”过日子的父母开始发愁,已就读国民高等学校的吴双彦如何才能躲过征兵?思前想后,除了举家外迁,恐难再无两全之策。

        伪满康德5年,吴双彦的父母带着他投奔在烟台市警察局任职的远房伯父,吴双彦也由国民高等学校转到烟台初中二年级继续读书。躲过征兵,继续读书,吴双彦又顺利地升入高中。品学兼优的吴双彦是学校的活跃分子,担任学校军事训练大队长,每天要组织五六百人进行军事训练。高中二年级时,吴双彦的领导才能引起日本人的注意,并怀疑他是共产党,派日本宪兵队将其抓走。“被日本人抓走还能活着出来是个奇迹!”因吴双彦的日语好,在监狱里与日本人交流顺畅。“现在仍记得,审问我们的日本人中,有一个叫高桥的人,对我有些关照,一有时间他就搬个椅子坐在牢房间和我学中国话。”被日本人关了两个多月后,由于没有任何证据,加之伯父和家人在外面营救,吴双彦终于重回学校。“当时高中有一门课程叫解析几何,两个多月的牢房生活刚好把这门课落下了,我本应是学理工的学生,大学会报考医学专业。因为这门课,我转而学了文科。”

        如今,乘坐高铁,一千多公里的路只有几个小时就能走完,但在1945年,高中毕业的吴双彦从烟台上船到天津大沽下船,再坐火车到北京,需要许多时日。如此大费周折,他是要进京赶考。“在税务局当小职员的父亲认为,既然不能学医学,就考虑能否在政治方面有些发展。所以,我到北京就报考军官学校,一考即中;我还报考了警官学校,也考上了这个半军事化的学校。”在吴双彦心中,军官和警官都属于强权政治,两考两中,可以乘机轻松地游览一下北京,一位在北京的父亲的朋友却建议他“还有其他学校没考试呢,花点报名费也去考考,就当玩一玩了。”吴双彦又报考北京大学政治系,考出全国第三名的好成绩。

        历史上的大事件只是一个点,这个点却很可能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。吴双彦带着考试的佳绩回到烟台,准备开学报到时再回北京。岂料,1945年8月15日,日本投降。不久后,烟台解放。这一历史性的胜利让吴双彦赶回北京上学变得遥不可及。“为了回北京,先坐帆船离开烟台,半路上没有风了,船只能在海上漂,足足漂了四天,直到海风再起,才把我们一船人吹到大连……吴双彦赶到北京时已是1946年的春天,学校因其未能按时报到,只能建议他重考。吴双彦这一次先报考了辅仁大学经济系,后又报考朝阳大学法律系。选择就读法律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,当时国民党司法部委托朝阳大学特办了一个司法班,课程与法律系一样,但毕业后只能到司法部服务,优惠条件是可以公费学习。朝阳大学亦是当年国内法学院的顶级院校,素有“无朝不为院,有院必在朝”的说法。


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法官

        1949年,吴双彦大学毕业。刚刚解放的新中国,许多大学毕业的学子都参加了“革命”,吴双彦也在其中。经过几个月的政治学习,吴双彦可随第四野战军南下,或去内蒙西部绥远日报社工作。他选择了后者,到了绥远后,又主动要求去法院工作,被调入绥远省人民法院(现为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)做书记员。内蒙古和平起义后,中国共产党进驻到呼和浩特,他又代表中国共产党接收国民党绥远高等法院,相当于现在的内蒙高院。1950年3月,组织又派他带两名老干部,接收了陕坝法院,同年9月份,他单独一人接收五元县司法处,在五元县法院,他是唯一一名中国共产党的法官。

        1954年反贪污反浪费期间,吴双彦回到伊克昭盟(现为鄂尔多斯市中级法院)工作,一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发生。当时,整个法院的审判工作由综合庭负责,而吴双彦是综合庭里唯一的法官。

        吴双彦不仅是中国律师界的活化石,更是新中国成立后,科班出身的第一代法官。“我当法官的时候调查案件像孙子。”原来,吴双彦是按“马锡五”审判方式培养的法官——偏重调查研究。“我那时去调查案件,需要与当事人同吃、同住、同干活。法官有目的地问,老百姓没有意识地回答。”1954年,吴双彦到鄂尔多斯中级法院工作,遇到一个日本时期就被抓的嫌疑人,已被关押9年,国民党时期,多次被判死刑,均因赶上特赦而死里逃生。解放后,该案多次被上报到最高人民法院,都被认为事实不清。面对如山的案件材料,吴双彦用了两周时间完成阅卷,得出了对方没有杀人的结论,并亲自到案发地开展了半个月的调查,最后写了无罪判决书报最高法院,被批准。

        王双彦在多年复杂的司法工作中发现,有些案件需要集体做出结论,有时,集体的结论未必与自己的结论一致。“‘三反五反’的时候,内蒙有个副主席,此人为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,我接手负责他的案件时,他已经坐了三年牢,但根据卷宗里的证据情况,我得出他没有贪污的法律结论,但集体讨论时,我的结论并没有被采纳。“文革”时,我找到了机会,自己推翻自己的判决,第一次做了自打嘴巴的事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我便不想再当法官,希望有机会当律师。”吴双彦认为,律师手里只有理,没有权,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法律观点。他说,“作为共产党员,实事求是是我的追求。”

        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,吴双彦主动要求去当律师。正式调回,是1981年,


当律师源于对法律的尊敬

        离开法院后,吴双彦先后在化工厂、学校等单位任职。虽然不是法官了,法院有案件时却经常会请他出庭,亦或在庭下向他请教。再后来,吴双彦被调到乌海市司法局法律顾问处工作,圆了他想当律师的愿望。法律顾问处后被改成律师事务所。

        律师的岗位,让吴双彦有了充分表达自己法律观点的平台。他讲起80年代初经历的一起案件:一位老师在参加婚礼中,与对方发生争执,将对方用刀捅死。后来,这位老师并没有被判死刑,得益于法官采信了吴双彦律师提出“谁挑起的争端谁是侵害者”的观点。该案件中,是死者先向这名老师挑衅才引发的争执。“当时,参加婚礼的证人很多,有的和被告关系好,有的和被害人关系好,也有中性的。我采取了先向与被告关系不好的人拿证据,这时的证据检察院和法院通常不认可;再向中性的证人要现场情况证据,检察官已不再强烈反对;最后让与被害人关系最好的姐姐作证是被害人先挑衅时,检察官和法官已认可了这一事实。”吴双彦律师环环相扣的证据逻辑,又保住了一条人命,吴双彦当律师经历过多起类似的案件,纷纷将犯罪嫌疑人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

        在内蒙古地区,曾经刮过一阵风——倒卖羊毛赚钱。那时有一位当事人是外贸局的领导,有人告他贪污,按照当时的情况应该被判十年。吴双彦接手案件后,将当事人自己也说不清的账目全部清理一遍,依靠证据还其清白,最后无罪释放。“但凡我介入的事情,就得在自己心里过得去,所以必须搞得明明白白。”

        “当法官的人,都得让他坐上几年牢,才知下笔千斤重,三年两年大不同。”吴双彦说:“话虽难听,却有一定的哲理性。没有受过限制自由的折磨,不知道痛苦是什么味道。”

        近年,股权纠纷、房地产纠纷频发,吴双彦律师在参加一个案件的讨论时发现,国有企业改制,先量化股权给职工,后来房地产增值,对增值部分如何分配产生了争议。法院处理这类问题有一定的疑虑。后吴双彦律师建议:首先弄清楚股权性质,是债权还是物权,量化股权是根据厂房设备评估下来的,属于物权性质,应按物权进行分配。这个案件在执行的过程中,非常顺利,没出现任何问题。

        吴双彦更关心民生类案件,他很佩服天津和平区法院的一个判决。“这个法院在赡养方面的判决有了一个突破。一般对长者的赡养都是经济上的,而他们提出精神赡养。现在已经公认对老人的赡养既包括经济、又包括精神层面。面对中国的老龄化,这一突破意义重大。”吴双彦律师说。

        吴双彦将时下的律师做了简单的分类:第一类是学者型律师,即根据法律理论,针对发生的矛盾,加以解决。第二类是政客型律师,他们看风使舵,更关注当权者的观点,没有自己的灵魂。第三类是商人型律师,他们的目标只是挣钱,通常这些律师比较市侩。吴双彦坦言,学者型的律师越来越少。所以,老先生开始申请个人律师事务所,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,可以再培养一批有法制灵魂的学者型律师,钻研法律业务,解决法律问题。遗憾的是,他申请个人律师事务所的材料已经正式提交两次,却都没了下文。新春将至,已经93岁高龄的老律师不仅仍旧工作于一线,还时常为找上门的各类当事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,更与时俱进地关注我国法治进程中的点点滴滴,我们衷心祝愿老先生的个人律师事务所早日申请成功,再圆老先生培育法律人之愿。

《法制文萃报》记者 魏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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